本文转载自 21世纪经济报道 刘玉海
21世纪经济报道 “由于货物流量增长良好，我们正在建设新的码头。”2014年1月14日上午，身穿褐色阿拉伯长袍、头披白色头巾的迪拜杰贝·阿里自贸区(Jebel Ali Free Zone，简称“Jafza”)高级副总裁阿德尔(Adil)，在Jafza15号办公楼一层的会议室向到访的中国记者表示，杰贝·阿里自贸区的货物流量，前年就已恢复到2009年金融危机冲击前的水平。
杰贝·阿里自贸区依托中东第一大自由港杰贝·阿里港而建，是中东最大的物流中转中心。其区内云集着来自132个国家的7200多家公司——其中120家由世界500强企业设立，贡献了迪拜20%的GDP。
历史上，迪拜一直以作为邻近海湾国家活跃的转口贸易中心而闻名。上世纪80年代以来，迪拜的转口贸易已经超越这一发展阶段，开始大量转口到印度次大陆和非洲东海岸。2011年，迪拜贸易额达到2970亿美元，拥有130条空中航线、150条船舶航线，1868家公司为贸易行业提供支持。
贸易，成为迪拜这个酋长国的立国之基。也因此，杰贝·阿里自贸区贸易和货物流量的恢复，被视为迪拜复苏的征兆。
2009年11月底，由于迪拜皇室旗下的迪拜世界集团宣布推迟6个月偿还到期的260亿美元债务、迪拜政府高级财政官员表示“政府不对迪拜世界债务提供担保”，迪拜债务危机突然爆发。
一时之间，迪拜世界集团总额高达590亿美元、整个迪拜高达800亿美元的债务负担，似乎即将压垮这个仅有200万人口、2008年GDP不过824亿美元的城市经济体。
而其引发的从迪拜到整个中东，再到香港、伦敦的全球股市大跌，以及原油、大豆、黄金期货一头栽进“雷曼倒闭以来全球最大的一次暴跌”，令全球舆论弥漫着迪拜是否会成为第二个“冰岛”、迪拜危机是否会引发新一轮全球金融危机的恐慌情绪。迪拜此前高调、炫目而狂野的发展模式，也毫无意外的遭到质疑，迪拜的批评者和嫉妒者以及看客们似乎终于如愿看到，这个“沙上之塔” 崩塌、这个被打扮得光彩夺目的泡沫破灭、这个享誉世界的“迪拜模式”神话终结。
也因此，迪拜的复苏不仅标志着迪拜这个金融危机“重灾区”走出危机阴影，也意味着“迪拜模式”这个伊斯兰世界现代化的路径，经受住了考验与洗礼。
1. “迪拜3.0”发展计划
迪拜3.0“发展计划将由迪拜控股和迪拜伊玛尔地产共同实施，并鼓励来自阿拉伯世界及印度、中国的私人资本参与。
支撑迪拜走向复苏的，不仅仅是贸易和物流。
从迪拜机场入境签证处柜台前长长的队伍，到世界最大购物中心迪拜Mall熙熙攘攘的顾客，再到世界第一高楼“哈利法塔”124层观景台、棕榈岛亚特兰蒂斯酒店和朱迈拉海滩的游人如织……2013年，迪拜游客达到1250万人，已经连续4年维持9%以上的增速。
鉴于迪拜酒店保持着良好的营业额增长率和很高的入住率，很多知名国际酒店连锁集团如喜达屋、希尔顿等，纷纷将迪拜作为2013年扩张的重心。而打造世界休闲中心，一直是迪拜的发展目标。
“从流动性、不良资产比例等重要数据来看，迪拜金融业也有了一定程度的复苏。”迪拜一家中资银行资深官员告诉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自2004年迪拜建设国际金融中心、并耗巨资在CNN和CNBC大做广告以来，金融业成为迪拜的重要支柱产业之一。
最牵动投资者对迪拜市场信心的，则是迪拜地产业的回暖。
“在危机谷底时的2011年底，迪拜房屋价格较危机前下降了60%，但从2012年上半年开始，房屋成交量开始止跌回升，2013年迪拜房价上涨30%，增幅位居全球第一。”2001年到迪拜从事贸易工作的迪拜华文报纸《中东侨报》总编刘云梅介绍。
根据房地产顾问机构莱坊(Knight Frank)2013年12月发布的“全球楼价指数”，迪拜在截至2013年三季度末的一年时间内，住宅价格上涨达到28.5%，超过中国内地以及香港21.6%和16.1%的增幅，位居全球第一。
迪拜国土部门的消息也显示，仅2013年一季度，迪拜房地产交易量就同比增长63%，达到120亿美元。2013年6月，迪拜即有可能获得2020年世博会主办权的信息传出后，更成为地产市场的巨大利好。
在地产业回暖的同时，迪拜开始宣布一系列新的建设计划：在沙漠中建设太阳能光伏电厂，开挖Geek运河、在两岸建设大型别墅区，重启金融危机中停工的两个棕榈岛之一的德伊勒棕榈岛，建设新的海滨大道……
最为引人瞩目的建设计划，则是迪拜政府发布的一项雄心勃勃的“迪拜3.0”发展计划。该计划拟建设阿拉伯世界文化、艺术、旅游和创业中心——“默罕默德·本·拉希德”新城。其标志性项目将包括比伦敦海德公园大30%的默罕默德·本·拉希德公园、世界最大商场“世界购物广场”、中东最大的家庭娱乐中心和配套齐全的创业园。
“迪拜3.0”发展计划基于迪拜2030年远景规划而提出，迪拜政府未提及具体投资数额，但表示该计划将由迪拜控股和迪拜伊玛尔地产共同实施，并鼓励来自阿拉伯世界及印度、中国的私人资本参与。
“这一系列项目的宣布，意味着迪拜经济信心恢复。”新华社驻迪拜记者李震说。而随着迪拜的复苏，埃及陷入政局动荡，迪拜新的雄心正在形成——致力于成为伊斯兰世界经济首都。
一直以来，全世界伊斯兰教的相关解释和标准大多由埃及宗教学者制定，但如今埃及陷入动荡，伊斯兰世界的其他巨头沙特长期保守、不开放，土耳其遭到阿拉伯国家排斥，马来西亚虽是伊斯兰国家却不是阿拉伯国家，“所以，迪拜希望抓住机遇，成为制定伊斯兰经济规则的权威”。旅居迪拜10余年的华侨王德君解释道。
2. 大项目建设带动的“迪拜模式”
从上世纪20年代迪拜河到本世纪初建设世界最高楼迪拜塔……持续几代酋长的“以大型项目建设拉动经济发展”是迪拜的惯有做法。
地产业复苏和新建设项目的公布之所以如此具有风向标意义，不仅是因为在本世纪初迪拜一度增速高达30%的炫目发展中地产和建筑业的耀眼角色，也因为迪拜持续几代酋长的“以大型项目建设拉动经济发展”的惯有做法。
从上世纪20年代迪拜酋长动员民工拓宽迪拜河到上世纪80年代建造中东最大的人工港杰贝·阿里港，从上世纪90年代建设七星帆船酒店到本世纪初建设世界最高楼迪拜塔、世纪最大购物中心、世界最长地铁……这一做法，一脉相承。其中，1979年到1999年期间以迪拜湾为中心，以七星级帆船酒店、迪拜世界贸易中心和杰贝·阿里自贸区等为地标项目的发展阶段被称为“迪拜1.0”计划；以2000年到2012年期间世界第一高楼哈利法塔、迪拜购物中心、棕榈岛和迪拜地铁等为地标项目的发展阶段被称为“迪拜2.0”计划。
在本世纪初第一个十年里，通过“迪拜2.0”计划的一系列国际知名大型项目建设，迪拜将其塑造成全球知名度最高的现代阿拉伯之星。而在此过程中，建设高峰期的2008年，房地产业和建筑业占迪拜经济比重一度达到29.7%，几乎与迪拜历史悠久的贸易产业并驾齐驱；而建筑业平均增速在本世纪的最初几年竟高达30%以上。
摩根士丹利首席经济学家斯蒂芬·罗奇当时估计，迪拜在2004年左右集中了全球25%的塔吊。
“当时全球大的建筑公司基本都进入迪拜市场——三星承建迪拜塔，三菱中标迪拜地铁。”负责公司阿联酋业务的中国海外集团高级经理朱健告诉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仅中国的建筑公司，当时就有20多家进入迪拜。
朱健是2008年7月从香港派驻迪拜的。“当时感觉，迪拜就是个大工地。”朱健说，中海当时在迪拜有7个建设项目，站在自己项目门口，就能看到100多部塔吊在运转。
建筑业的繁荣，从上任之初朱健需要应付大量优秀员工的涨薪要求即可见一斑。“不断的有优秀员工进到我办公室，说别的建筑公司已经给他承诺，跳槽就给他涨一倍的工资，‘我也不要你给我涨一倍，你给我加薪50%，我就留下’……”
当时，迪拜地产市场狂热到只要缴纳10%土地出让金首付、房屋开发设计图纸一公布就开始卖房子——对于在中国经历过“炒楼花”的人，此情当不会陌生。
“有的房屋被转卖好几次之后，实际上还没开工！”《中东侨报》总编刘云梅告诉记者。
然而，在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冲击下，项目停工、房屋资产雪崩式贬值也成为迪拜泡沫破灭的象征。
“2009年6月，突然发现，很多塔吊不转了、很多项目不动了，有的项目一天要打30根桩变成一天打一根——明显在拖延，整个迪拜慢下来了，再也听不到迪拜市场上有新的建设项目推出了。”朱健回忆道。
截至2010年1月，阿联酋3000亿美元规模的建设项目一半处于停工状态，被暂停的项目价值高达750亿美元，迪拜CBD所在的扎伊德路两侧晚上漆黑一片。朱健所在公司的两个项目也停工至今，连迪拜最具标志性意义的工程“迪拜塔”，当时也都被怀疑有可能因资金紧张而停工、封不了顶。
3. 让渡迪拜塔命名权换取资金救助
迪拜世界化解债务危机的关键，是阿布扎比100亿美元的紧急救助，具体交换条件，是让渡“迪拜塔”命名权。
所谓“解铃还须系铃人”，迪拜复苏首先是从化解债务危机开始。
金融危机爆发前，迪拜一直以建设中东地区物流、休闲和金融枢纽为目标，由迪拜政府、政府控股公司，推进了规模大约为3000亿美元规模的建设项目，而项目资金多数由融资取得。引爆债务危机的迪拜世界集团，是迪拜政府三大控股公司之一(另两家为迪拜投资和迪拜控股)，迪拜酋长国政府控股99.5%。
“在金融危机爆发前，迪拜世界普遍被市场认为是由迪拜政府信用背书的国有公司。”上述迪拜中资银行资深官员告诉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
但债务危机爆发5天后的2009年11月30日，迪拜财政局总干事阿卜杜勒·拉赫曼·阿萨利赫公开表示，迪拜世界是一家以商业运作为基础的公司，“政府对迪拜世界的债务不负有责任，因此不对其提供担保”。
“迪拜官方的这一表态可能是基于两个考虑：一方面，在债权人的步步紧逼下，迪拜政府压力倍增，谈判桌上的筹码偏少，这种表态是一种博弈筹码和威胁；另一方面，伊斯兰世界‘投资者风险共担’的意识也对该表述起了一定的推动作用。”上述迪拜中资银行资深官员分析道。
但无论基于何种考虑，该官员的这一表态旋即引发资本市场对迪拜乃至中东地区主权信用评价大跌。在阿卜杜勒·拉赫曼·阿萨利赫表态的次日，评级机构穆迪即发表评论称，“迪拜允许潜在违约的意愿，一下子改变了市场长期的关于政府支持本地信用的假设。”
压力之下，迪拜被迫紧急行动，由迪拜酋长亲自出面向拥有巨额“石油美元”的阿布扎比酋长求援。2009年12月14日，迪拜政府宣布，阿布扎比无条件向其提供100亿美元贷款援助，以帮助迪拜世界与旗下地产公司棕榈岛集团(Nakheel)偿还部分债务。当日，迪拜政府批准，拨出其中41亿美元偿还当日到期的伊斯兰债券。
稳定投资者信心之后，迪拜世界随即对剩余债务进行重组：迪拜政府以外80余家债权人的144亿美元债务中的44亿美元，将于5年后到期，债务利率为1%；另外100亿美元则于8年后到期，按1%的利率以及另一部分按1.5%-2.5%之间的利率偿还给债权人。
迪拜世界另外95亿美元债务的债权人则是迪拜政府：政府对迪拜世界及其旗下Nakheel集团纾困注资的95亿美元——其中57亿美元，来自阿布扎比提供的100亿美元贷款的剩余部分；另外38亿美元，由迪拜政府在后续3年内分期支付。而迪拜政府债务中的89亿美元，将转化成股权。最终，Nakheel将不再是迪拜世界的子公司，而将成为政府直接持有100%股份的附属公司。
显然，迪拜世界化解债务危机的关键，是阿布扎比100亿美元的紧急救助，而救助迪拜的具体交换条件，至今不为外界所知。不过，2010年1月4日迪拜塔的竣工仪式上，这栋一直被视为迪拜象征、此前定名为“迪拜塔”的世界第一高楼，赫然更名为“哈利法塔”！而阿联酋总统、同时也是阿布扎比酋长的名字，正好是哈利法。
“坊间相信，迪拜以让渡迪拜塔的命名权获得阿布扎比的救助。”杰贝·阿里自贸区环球业务部亚太区经理余晓磊说。一名在迪拜生活了10多年的华人，即持此观点。“否则以迪拜酋长的强势个性，是绝对不会让之前大肆宣传了那么久的‘迪拜塔’改名的。”她说。
4. 力戒地产投机瘾
迪拜吸取金融危机前独自承担大型项目建设风险的教训，在危机后的大型建设项目上力推“PPP模式”。
迪拜能迅速从金融危机的冲击中复苏，部分也是因为，其受金融危机的打击并未如外界所想象的那般严重。
“金融危机冲击的主要是地产和虚拟经济，而虚拟经济——金融在迪拜经济中占的比例不到20%。”在迪拜生活了13年的中阿产业投资基金管理公司董事长马学忠说，迪拜并不是很多中国人所认为的，是以房地产金融虚拟经济为支撑的“沙上之塔”，而是有着多元、坚实、完整的实体经济支撑：作为中东的海陆空枢纽，迪拜的机场、港口、贸易、旅游、物流、会展等产业，颇为繁荣。即使是被视为虚拟经济的迪拜金融业，也更偏重旅游、贸易结算，金融衍生品并不发达，链条不长——且大多是欧美人参与。“金融危机重创迪拜地产、建筑和金融业，迫使这些行业大量裁员，但其他行业总体良好，只有小幅下挫。”余晓磊告诉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
其次，作为不足千亿美元的小型经济体，迪拜调整政策相对容易，尤其是房产交易政策。
“金融危机前，有很多地产项目的大型宣传；危机之后，基本看不到了。”余晓磊说，迪拜政府对地产的政策和态度，在金融危机之后“整个都变了”。
在金融危机前，迪拜政府2002年出台允许外国人在迪拜永久持有物业的政策，引爆了迪拜地产市场。而10%房屋首付款、1%房屋产权转让登记费外不存在房产税、流转税、置业税甚至没有增值税的免税政策，则使地产交易几乎没有任何管控闸门。
与此同时，迪拜政府默许甚至鼓励本地人大幅上涨房租，则客观上驱使更多的人加入购房大军——2002年之前，只有迪拜公民可以持有永久物业，外国人只能租房，而迪拜200万人口中，本地人口只占20%。
金融危机后，迪拜政府将现房登记费用从交易价格的1%提高到4%，对期房销售征卖价收8%的交易费用。在按揭贷款政策方面，金融危机前的首付比例为10%；金融危机之后，若房地产交易价格低于500万迪拉姆(迪拉姆与人民币汇率为1：1.65)，国外购房者能够取得的贷款上限为成交价的75%，迪拜公民为80%；若地产交易价超过500万迪拉姆，则国外购房者贷款上限为该成交价的65%，本国公民为70%。
若购买期房，贷款上限一律为交易价格的50%，贷款偿还年限最多25年，每月还款额不能超过买家月收入的50%，总额不能超过国内买家7年、国外买家8年收入的总和。
为了消除投资者的不安，迪拜政府甚至在玛瑞纳(Marina)地区打出了巨幅广告标语——“保持冷静，这里没有泡沫”。
并且，迪拜也吸取金融危机前独自承担大型项目建设风险的教训，在危机后的大型建设项目上力推“PPP模式”(Public-Private-Partnership，即公共部门与私人企业合作模式)，由迪拜方面公布项目计划，与中标投资者共同建设、分享。
“‘PPP’模式在西方很成熟，也很受欢迎，但迪拜又有点担心，这样一来这些资产掌握在外国人手中会危及迪拜自身。”朱健说。
5. 迪拜复苏的中国推力
从2010年开始，中国企业在迪拜的投资迅速增长。以杰贝·阿里自贸区为例，2013年区内中资企业总数达到190家。
中国人的海外度假、置业潮，亦是迪拜复苏的重要推力之一。
在2009年9月迪拜成为中国旅游目的地后，当年中国赴迪拜游客就从2008年的10万人迅速飙升至15万人。到2011年，中国赴迪拜游客数量接近30万人，成为迪拜增长最迅速的客源国之一。并且，由于欧洲游客主要是在迪拜休闲度假，中国游客更重视购物，中国游客人均消费水平高于英国游客1000迪拉姆。
中海集团高级经理朱健介绍，除一部分长期在迪拜工作生活的华人购置房屋外，随着近年来中国地产调控加码、限购政策出台，以及大量中国富人大规模海外置业，“迪拜也成为中国资本外逃、中国人海外资产配置的选项之一”。
从2010年开始，中国企业在迪拜的投资迅速增长。以杰贝·阿里自贸区为例，此前，每年增加的中国企业都是个位数，但2010年后达到20家，2013年新增中资企业达到40家，使区内中资企业总数达到190家。
在贸易方面，近几年中国一直稳居迪拜第二大贸易伙伴的交椅。2012年，迪拜与中国的双边贸易额达1150亿迪拉姆，超过迪拜与非洲的1090亿迪拉姆、迪拜与周边海湾国家的950亿迪拉姆，仅次于迪拜与印度的贸易额。
鉴于中国在迪拜复苏中的角色日益凸显，迪拜也加强了其“中国攻势”，积极开拓中国市场。
6. 四次“和平红利”
迪拜的繁荣一直是因其坐享中东的“和平红利”——不仅此次“阿拉伯之春”是如此，而且几十年来一贯如此——“因为迪拜给他提供了一个非常安全的港湾。”
在迪拜迅速从金融危机中复苏、重现活力与稳定的同时，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其周边的伊斯兰国家，利比亚、埃及、叙利亚、沙特、巴林，均遭遇“阿拉伯之春”的动荡；伊朗长期遭受国际制裁；伊拉克、阿富汗至今尚未形成稳定的国家秩序。
这使金融危机时一度被看笑话的迪拜以及“迪拜模式”，依旧笑傲伊斯兰世界：迪拜仍然是伊斯兰世界的“安全港”和最耀眼的繁荣所在。
没有人否认，迪拜的繁荣一直是因其坐享中东的“和平红利”且几十年来一贯如此。
2011年开始席卷整个中东的“阿拉伯之春”，导致这些阿拉伯国家的居民把资金大量转移到政局稳定的迪拜、巴基斯坦避险。据迪拜国际金融中心市场公关部部长纳莎娃·扎卡利亚(Nashwa Zakaria)介绍，甚至有海湾国家在“阿拉伯之春”后，将银行都迁移到迪拜——“因为迪拜给他提供了一个非常安全的港湾。”
迪拜最初享受的“和平红利”，来自伊朗。1979年伊朗伊斯兰革命后，美伊之间发生外交人质危机，美国于1979年11月14日开始对伊朗进行经济制裁。迪拜遂成为伊朗对外贸易的重要窗口——一如改革开放前的香港之于中国内地。
迪拜亦抓住机遇，开放户籍政策，以吸引握有“石油美元”的伊朗人到迪拜投资。时至今日，国际投资者选择迪拜作为投资目的地。
“迪拜发展的主要拐点是在‘海湾战争’。”1993年到迪拜留学、后进入迪拜民族宗教局，如今做法律翻译、熟稔迪拜政情的勉金龙告诉记者，海湾战争前的上世纪70年代，科威特是海湾之星，但科威特战争逼近前夕，大量云集科威特的金融、经济、国际机构搬迁至迪拜。
“9·11事件”，亦为迪拜带来“和平红利”。“由于阿拉伯王室很多都与部落、家族关系密切，‘9·11’后美国冻结了很多阿拉伯人的资产，并严密监控阿拉伯人及其资金流向。”长居迪拜的中国侨民王德君说。
与此同时，“9·11事件”后阿拉伯人赴欧美的限制也大大增加。迪拜政府敏锐地抓住这个机会，推动“迪拜2.0计划”以满足周边国家富人的休闲需求。而涌入迪拜的阿拉伯资金，为这些大型建设项目提供了融资来源，由此开启迪拜的“疯狂八年”。
7. “既建清真寺也建高级酒店”
最能体现迪拜开放之处的，是其允许在高级酒店中设立酒吧和夜总会——根据伊斯兰交易，饮酒是被禁止的。但迪拜规定，在高级酒店里饮酒是合法的。
与中东地区长期不太平相伴随的，是伊斯兰世界对西式现代化的复杂态度。公元7世纪后创造了辉煌灿烂历史的伊斯兰文明，在近代黯然失色，包括迪拜在内的伊斯兰地区，长期是欧洲国家的保护地。二战后的伊斯兰复兴运动虽风气云涌，但总体而言，伊斯兰世界对发端于欧洲的现代文明仍存心结，欲迎还拒。
迪拜则是其中的异数，开放成为其立国之本：用勉金龙的话来形容，迪拜的国策是“既建清真寺，也建高级酒店”。
基于领空主权和安全的考虑，全世界所有国家的领空都是有限开放，迪拜是世界上少数几个“开放天空”的地区：与全球159个国家签署航空协议。其中，与119个国家签订的是天空开放或者完全自由协定。
这不仅使迪拜成为有132家定期航空公司和25家非定期航空公司运营的地区，也使迪拜成为年客运吞吐量超过6000万人的全球最繁忙机场之一，并将阿联酋航空送入全球第一流航空公司的阵营。
在经济方面，迪拜开放的核心政策是免税：在迪拜投资设立公司，既无企业所得税、增值税，也无个人所得税，且资本和利润自由进出。
为了发展金融业，迪拜甚至请来英国金融界的权威人物菲利普·索普来规范市场，利用英国的金融监管标准，建立迪拜金融中心透明公正的游戏规则。在迪拜金融中心，成立了英制普通法系的法院，普通犯罪完全按照迪拜普法律程序执行，商业和金融犯罪，完全按照金融中心的法律来执行。
甚至迪拜金融中心本身就是迪拜开放的产物：在迪拜金融中心可以较容易的获得金融业牌照。与此相对照，主要由阿布扎比政府控制的阿联酋央行牌照，在2008年以前已有20多年未向非海湾地区国家的外资银行发放。
正因如此，2004年设立的迪拜金融中心，至今不足十年，就已集聚了世界银行业25强中的20家、世界前十位的保险公司和6家与金融密切相关的著名法律事务所。
迪拜的股市成为从沙特到科威特、卡塔尔乃至整个中东投资者的投资平台。
最能体现迪拜开放之处的，是其允许在高级酒店中设立酒吧和夜总会——根据伊斯兰交易，饮酒是被禁止的。但迪拜规定，在高级酒店里饮酒是合法的。
而为了吸引游客入境，迪拜酋长甚至赦免周边国家人员在迪拜的交通违章罚款。
迪拜之所以采取这样的国策，与其国情密切相关：既不像邻居阿布扎比拥有丰富的石油资源(迪拜的石油资源主要在海上，且2000年时即基本枯竭)，又不具备优越的区位条件、优美的自然风光、充足的淡水，更不具备埃及、叙利亚那样厚重的历史人文遗迹，且气候不佳、人口稀少。“所以，只能靠政策、靠开放吸引世界各地的人来此各显神通。”勉金龙说。
由此，也就可以理解迪拜何以事事要做“世界第一”——否则，迪拜实在缺乏可供吸引游客的资本。而没有游客，酒店、零售、物流这些相关行业就会遭到毁灭性打击。
迪拜能够在保守的伊斯兰世界施行如此大胆的开明开放政策，则得益于其政府权力能够掌控宗教力量，既包容不同宗教和平共处于迪拜，又不至于使宗教力量干涉迪拜发展。
“迪拜奉行宗教自由，但也严格监控宗教。”勉金龙告诉记者，宗教人士在公开场合的演讲都会被监控，以确保宗教力量不会违反法律。他在迪拜民族宗教局工作期间，就曾做过在台下用录音笔记录宗教人士演讲内容的工作。
8. 危机并未彻底解除
迪拜的债务炸弹并未彻底拆除：之前的债务只是延期减息而并未削减或豁免。迄今为止，仍鲜有国际知名评级机构愿意作出对迪拜政府的信用评级。
虽然“阿拉伯之花”迪拜正在复苏，但忧愁并未终结。
仍然有人担心，地产价格和房屋租金的过快上涨将有可能提升贸易成本，并带来第二次泡沫破灭。而这还只是迪拜未来的挑战之一。
除改善劳工恶劣生活条件(BBC曾将这些人称为迪拜的“现代奴隶”)、鼓励更多迪拜妇女工作和年轻人创业，以及阿联酋联邦政府政策延续性、区域安全局势等外部政治不确定性因素外，迪拜还需要应对互联网经济和移民政策的挑战。因为，越来越多的迪拜本地人开始通过互联网购物，只剩下外来游客支撑迪拜的购物经济。
“迪拜的IT基础设施非常发达，但IT产业非常落后。”杰贝·阿里自贸区的余晓磊说，这与迪拜的“保人制”(除自贸区外，外国人在当地开办公司需要找当地人做“保人”，每年付给“保人”一笔保税，大都在1.5万至2万迪拉姆之间)、社会稳定性有关。
迪拜80%的居住人口为外国人、且迪拜又长期不像移民放开户籍，导致很多在迪拜的移民第二代、第三代都已长大，却仍然无法获得迪拜公民权。“由于迪拜本地人口少，担心开放户籍会被外来移民掌控；但长期不开放户籍，又可能成为不稳定的根源。”余晓磊说。
迪拜的债务炸弹也并未彻底拆除：之前的债务只是延期减息而并未削减或豁免。
国际金融协会的数据称，迪拜2013年的到期债务为100亿美元，2014年为270亿美元，2015年的到期债务将是迪拜的主要挑战——其中，包括当年3月到期的迪拜世界40亿美元的债务。并且，迄今为止，仍鲜有国际知名评级机构愿意作出对迪拜政府的信用评级。
长期来看，一旦周边伊斯兰国家政治稳定、走向开放，迪拜长期过去所享有的“和平红利”和“开放红利”也将相对减少。
不过，至少在2020年世博会前，迪拜还有一段“阳光灿烂的日子”。
“无论如何，以迪拜一贯出色的营销手法，会将世博契机利用得很好。”旅居迪拜多年的华侨王德君说“迪拜会唱好世博这台大戏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