卡沙漠中休息的骆驼，这里曾经属于穆斯林统治下的德里苏丹国。笔者摄于普什卡，印度。
编者按
旅行对求知的重要性不言而喻，中国人说，“读万卷书，行万里路”，穆斯林说，“求知，哪怕远在中国”。千年来，伊斯兰旅行者们用步伐丈量着未知的土地，又用优美的文字为后世留下了不朽的篇章。
《中东研究通讯》
文 | 高思琦 编辑 | 程安祺
“求知”是伊斯兰传统思想中的重要组成部分，而旅行在历史上曾被看作是求知最重要的方法之一。正如阿拉伯谚语所说：“求知，哪怕远在中国”。上千年来，好奇心和探险精神激励着伊斯兰旅行者们不断前行。他们不仅通过旅行增长自己的见识，而且以写游记的形式把知识传播给更多的人。
当欧洲处于黑暗的中世纪时，伊斯兰世界却是一片生机，各式各样的旅行活动从公元7世纪到其后一千多年都有迹可寻。本文讲述的旅行者故事都出自伊斯兰世界，所以暂且称这些人为“伊斯兰旅行者”（Islamic travelers）吧，虽然其他宗教文化背景的人也曾活跃在旅行队伍中。
绝大多数伊斯兰旅行者都会拜访麦加、麦地那等圣城，但朝觐绝不是远行的唯一目的。他们们有的辗转于各地求学，有的肩负外交重任，有的四处奔走经商，有的则是单纯觉得“世界那么大，想去看看”。当然，随着伊斯兰版图的扩张，各地政府也会指派学者四处巡游，记录每个地方的地理、物产等。
值得一提的是，“求知”（طلبا لعلم）中的“知识”（علم）一词既可以指宗教知识，又可以指宗教以外的世俗知识。在那个没有现代交通工具的年代，旅行靠的是骆驼和大篷车队（穷人就只能靠双脚了），这一走就是数年甚至数十年，各地的风土人情也因此成为“知识”的重要组成部分。
求知之旅，听起来是诗和远方，现实中却免不了穷山恶水、风餐露宿，甚至会有生命危险。不过，旅行归来的学者们不仅在宗教界和学术圈都声望倍增，而且为加官晋爵增添了重要的筹码。在安达卢西亚，长途旅行的经历甚至一度成为公务员招聘的门槛。
在流传至今的游记中，有的辞藻华丽，对各地风土人情的描写细致入微，具有极高的文学、历史和地理价值；有的天马行空，充斥着探险猎奇，语不惊人死不休；有的满腹牢骚，道不尽一路上的水土不服。每篇游记都让执笔者的性格跃然纸上，也让我们一窥当时的社会文化生活。
伊本·白图泰：中国印象
伊本·白图泰的旅行路线。来源：网络
就从我们最熟悉的旅行家伊本·白图泰说起吧。1304年，柏柏尔人伊本·白图泰出生在摩洛哥北部的海滨城市丹吉尔。20岁时，他离家去麦加朝觐，从此爱上了旅行，在外漂泊近30年。他的足迹遍布44个国家，行程约125,000公里，最远曾到达中国，这段经历也因此被称为“最长的朝觐之旅”。
1345年，受德里苏丹国王之托，伊本·白图泰出使中国，他从印度古里（Calicut）乘船到泉州港。他在游记中说，中国的画师会给每个新来的外国人画像，如若外国人犯罪潜逃，便可依画像全国搜捕。除了惊叹泉州港之大，他也描述了中国人精湛的手工艺和造船技术，感叹中国的丝绸和陶瓷价廉物美。此外，白图泰还泪汪汪地遇上了一个老乡——在中国做生意的布史雷。
布史雷陪他去了杭州，见识了这座当时中国最大的城市，也参观了那里的穆斯林居住地区。为了欢迎白图泰，杭州的行政长官在府内设宴，不仅专门请来穆斯林厨师，而且安排人用中文、阿拉伯语、波斯语演唱助兴。
当然，白图泰的中国之行从来都不缺少奇闻逸事。据他称，中国的公鸡大如鸵鸟，一只母鸡烹煮时竟要分两锅才能装得下。这其中自然是有夸张猎奇的成分，不过最奇葩的见闻要属杭州的一个魔术表演了。表演者师徒二人沿着一条悬空的绳子爬到空中，师父把徒弟肢解后扔到地上，又将残肢断臂拼在一起让人复活。白图泰看罢“大惊失色，心跳不止”，喝下一碗中药才回过神来。
到达中国时，他二十余年的旅程已接近尾声，但中国之行是他第一次真正意义上走出了伊斯兰文化圈。异教徒的国度给他的生活带来诸多不适应，不过白图泰还是给予了中国积极的评价：“对商旅来说，中国地区是最安全最美好的地区。一个单身的旅客，即使携带大量财物且独自跋涉九个月，也尽可放心。”
白图泰回到摩洛哥后，国王命人将他的旅行见闻整理成了《献给思考城市奇观和旅途奇迹的人的一份礼物》，简称《伊本·白图泰游记》。这本游记在首都菲斯引起轰动。虽然有人认为他在宗教和学术领域并无过人之处，书中有些道听途说的内容也不尽属实，但他依然凭借这部游记当上了一个法官（قادي）。
且不论这本书的学术价值几何，白图泰很可能是当时旅行路程最长的人。他几十年如一日跋山涉水的毅力至今还为人称道，游记中对各地风俗的描写也为后人提供了宝贵的史料。
这本书最终完成之时，距离白图泰第一次离家已经过去了三分之一个世纪，我们很难想象他如何凭记忆还原各种细枝末节。大约这位旅行家在路上也曾做了笔记，不过一些早期的片段却涉嫌抄袭他的前辈——伊本·祖拜尔的游记。
伊本·祖拜尔：文明的交汇
图2伊本·祖拜尔的旅行路线。来源：alrahalah.com
伊本·祖拜尔可谓游记写作的鼻祖，以至于连白图泰这样的旅行家都会拜读和借用他的作品。祖拜尔对旅途见闻的记述不仅详细，而且文笔细腻优美。美国学者伊恩·理查德·奈登（Ian Richard Netton）认为他奠定了“旅行记”（rihla）这一阿拉伯语文学形式的基础。
1145年，伊本·祖拜尔出生在瓦伦西亚（今西班牙），比白图泰早了近170年。他凭借丰富的学识成为公务员，给一位地方长官当秘书。一次宴会上，长官突发奇想，强迫他喝下了七杯酒。尽管是被逼无奈，长官也在事后赠予他七杯金币作为道歉，虔诚的伊本·祖拜尔还是为自己的饮酒之罪懊悔不已。他于1183年出发去麦加朝觐，希望以此赎罪。整个旅程大致环绕地中海进行，穿越了大部分伊斯兰世界，以及当时已被基督徒控制的西西里岛。
伊本·祖拜尔在旅途中的这些年，罗马军队已经进行了两次十字军东征（第三次也即将开始），基督教世界与伊斯兰世界的政治矛盾日益深重。但即便如此，残酷的战事丝毫没有影响基督徒和穆斯林民众之间的交往与合作，更没有让旅行者们止步不前。伊本·祖拜尔不仅在游记里对战事只字未提，而且在旅途上时常搭乘基督徒的商船。也许，在海上经历了数次暴风雨和一次沉船事故后，这位旅行者对生命的感悟已经超越了任何意识形态的矛盾。
另一方面，战争在某种程度上也促进了不同宗教文明的交融。虽然西西里在一个世纪前就已被基督徒从穆斯林手中夺回，但祖拜尔在那里的经历并未受到政治因素的影响。据他称，西西里的基督徒女性穿着举止都与穆斯林女性无异，伊斯兰的社会习俗也有不少被保留了下来。此外，他还提到一个半清真寺半基督教堂的建筑，并且诚实地说明清真寺的那部分是穆斯林用钱买来的。
在耶路撒冷，他也描述了当地穆斯林和基督徒和睦共处的情景。除了必须缴纳高额税款，十字军统治下的穆斯林生活并没有受到干扰，而是“用他们自己的方式管理自己”。祖拜尔甚至愤愤不平地写道，很多穆斯林受到舒适生活的诱惑想来这里定居，他们在穆斯林统治地区常常抱怨各种不公，但对基督徒的品行却只有赞美。
伊本·祖拜尔的游记为我们再现了千年前战争时期的旅行者生涯，而这种经历在现代是难以想象的。如今虽然没有了十字军东征这样的大战，但人群和思想的自由流通都已不复存在，令人唏嘘。
纳绥尔·霍斯鲁：朝觐之路
纳绥尔·霍斯鲁的旅行路线。来源：theismaili.org
比伊本·祖拜尔再早一个多世纪，波斯作家、诗人、哲学家，以及什叶派宗教学者纳绥尔·霍斯鲁也曾写下自己往返麦加朝觐的见闻。他的《旅行纪事》（سفرنامه）用最真实细腻的笔触呈现了11世纪伊斯兰世界的生活，书中对于各地建筑和人文景观的描写也具有极高的历史和文学价值。
1004年，纳绥尔·霍斯鲁出生于呼罗珊地区的伽巴迪扬（今阿富汗）。他博学多才，不仅在文学、哲学、自然科学等方面都造诣颇深，而且学习过阿拉伯语、土耳其语、希腊语、信德语等。这位才子原本为赛尔柱王室征税，生活富裕，但世俗的享乐并不能让他真正感到满足。42岁那年，霍斯鲁在梦中受到启发，于是毅然抛弃了财富，只身前往麦加朝觐，寻找生命的真谛。
数百年来，由于前往麦加的朝觐者规模庞大，麦加政府为他们修路，修水道，建露营地，并保护朝觐者的安全。但不知什么原因，11世纪中期，朝觐者似乎受到了短暂的冷落。霍斯鲁在游记中称自己被迫从耶路撒冷徒步走到麦加，因为“这一年没有给朝觐者的大篷车可坐”。更糟糕的是，政府为他们修建的客栈都“成为了废墟”，蓄水池也空空如也。
虽然朝觐作为一种宗教仪式强调人的平等，但长途旅行对人们的经济条件和社会地位要求甚高，这些世俗的差异有时甚至能够决定朝觐者的生死存亡。在沙漠中旅行最大的困难便是水源匮乏——王公贵族们通常都有大篷车队和私人水箱，而平民们不仅需要步行，而且必须找运水车购买饮用水，再灌进随身携带的皮制水袋里。霍斯鲁在游记中提到，旅行者们常常与游牧部落的贝都因人争抢水源，也有数不清的朝觐者在半路上干渴而死。
历尽千辛万苦，霍斯鲁终于如愿以偿到达了麦加。他满怀深情地记录下那里美轮美奂的建筑，其观察之细致、文笔之精准令人叹为观止。
不过，虽然朝觐队伍为圣城带去了繁荣的经济，但也给当地居民带来了烦心事。伊本·祖拜尔就曾在游记里抱怨自己遭到麦加人的恶意对待，而他的不满情绪在朝觐者中也并不是个例。印度的一个穆斯林国王曾派遣女性亲属到麦加替他朝觐，却被麦加居民指责她们占用当地资源。这位国王只好把她们召回，并且一气之下终止了给圣城的捐款。
除了三次朝觐，霍斯鲁也曾在法蒂玛王朝统治下的埃及游历和学习，并在开罗改宗伊斯玛仪派。在结束近七年的旅程后，他回国致力于伊斯马仪派传教事业，后因受到迫害而遁隐深山。
求知之路从来都不是一片坦途，但灵魂的真谛却值得人们终其一生去探索。纳绥尔·霍斯鲁用诗歌诠释了他对求知的感悟：
点燃你心中的智慧之烛
带着它快快去到光明的世界
如果你想在心中燃起一盏烛火
就让知识和善行成为它的烛芯和蜡油
女性旅行者：不走寻常路
阿尔及利亚的大篷车队 by Alexis Auguste Delahogue。图片来源：artpaintingartist.org
总的来说，中世纪的伊斯兰旅行游记基本为男性所著，而女性的作品几乎是空白。其实，旅行队伍中从来不缺少女性，她们出行的目的也不一而同：有的随夫从商，有的作为奴隶随主人出游，有的去圣城朝觐，有的甚至率军打仗。不过，长途旅行本就充满艰险，重重困难对女性尤甚。王公贵族们尚有私人轿子和保镖，平民阶层的女性却很少能够单独出行。
笔者曾读到一篇罕见的十七世纪伊朗女性游记，作者是伊斯法罕一个富贵人家的寡妇，姓名不详。虽然男性旅行者通常不会在游记中谈论他们的家庭生活，但这位女性旅行者却对此毫不避讳。在游记的开头，她开门见山地说自己在丈夫死后与家人相处不和，因此被迫出门旅行，而朝觐就成了离家出走的正当理由。“看到家人的背信弃义，我像风一样迅速地离开了伊斯法罕，”她在游记开篇如是说。
她的经历在当时并不常见。首先，女性的教育普及程度远不如男性，但这个上层社会的女人却有着不错的教育背景，其游记都是以波斯语诗歌形式写成的。其次，为了逃离不愉快的家庭生活，她有足够的经济实力选择“旅行”这种独立的生活方式。同时，寡妇的身份在某种程度上也给予了她更多的行动自由——已婚女人很有可能不被允许单独旅行。当然，这里的“单独”并非指孤身一人，而是有奴隶和仆人的陪伴。
不过，即使离家千里，这位旅行者仍然与家庭保持着千丝万缕的联系。身为一名有钱的寡妇，她在旅途上总是能轻松找到住处。亲朋好友都乐于给她介绍对象，甚至托人捎信给沿途各地的追求者，慕名来相亲的男人们自然会为她提供落脚点。这些人中就有年纪轻轻又学富五车的政府官员哈基姆，哈基姆不仅对她悉心照料，而且希望能“像个奴隶一样“侍奉她。可惜这位寡妇似乎并没有想要再婚的意思，而是在一次次相亲之后头也不回地踏上了征程。
在乌尔都堡（Urdubad），她与多年未见的一位女性朋友久别重逢。车队在那里停留了整整二十天，其间她们形影不离。游记中对这个朋友的描述似乎有些特别，不仅亲昵地称其为“我的甜蜜的生命”，而且感叹“分离的暗夜终于变成了与所爱之人相见的黎明”。两人依依惜别时，这位朋友泪如雨下，一整天不吃不喝，“留下的血泪染红了裙子”。在之后的一段日子里，旅行者也以泪洗面，思念成疾，一切风景在她眼里都失去了颜色。
虽然浮夸的修辞在波斯语文学中并不少见，但游记中这个片段更像是真情流露。没错，作者十有八九不是个直女。读者大概也明白各路男人都被拒绝的原因了吧。
她的经历注定是特别的。尽管旅途上的艰难险阻让她崩溃大哭，舟车劳顿令她的骨头疼痛不已，多变的天气也让她屡屡病倒，甚至怀疑自己能否活着回到伊斯法罕，这位无名旅行者还是坚持完成了朝觐。通过她的游记，我们得以从罕见的女性视角窥见十七世纪伊斯兰世界社会生活的一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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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语
从北非到南非，伊斯兰版图的扩张与阿拉伯语的推广将伊斯兰版图粘合成了一个相对统一的文化与知识社区，让大规模的长途旅行成为可能。艾尔伯特‧霍兰尼（Albert Hourani）认为，统一的宗教和语言让旅行更加简便，而源源不断的贸易、移民、以及朝觐反过来也给伊斯兰文化和阿拉伯语注入生机，促进了宗教文化中心城市的繁荣。
虽然“伊斯兰社区”（دار الإسلام，字面意思为“伊斯兰的房子”）的概念在如今带有浓厚的政治意味，但这个社区的身份却是由宗教和语言共同构建的，连政权更迭都不能使之瓦解。入侵的蒙古人皈依了伊斯兰教；波斯语被改用阿拉伯语字母书写；土耳其统治者曾在宫廷和军队以外的地方都允许使用阿拉伯语；北非的柏柏尔人也逐渐被伊斯兰化和阿拉伯化。即使在战争年代，伊斯兰社区的稳定性依然让旅行这种传统得以延续。
不过，即使在伊斯兰世界内部，不同地区的人对于旅行的认知也是不同的。山姆·盖伦斯（Sam Gellens）指出，很多大城市（如开罗、巴格达）的居民认为当地已经有丰富的知识，因此不必出门旅行；而远离这些宗教文化中心（如安达卢西亚）的人却把旅行看作求知过程中最重要的步骤。因此，最著名的伊本·白图泰和伊本·祖拜尔都来自安达卢西亚，也就不足为奇了。
每部游记都是一部个人的历史，笔者选取的片段也不过九牛一毛。正如伊本·白图泰所言，“我确实已经——感赞安拉——实现了我活在这世上的愿望，那就是跨越世界的旅行。我已经得到了这份荣耀，而在我之前没有任何人得到过它。”
千百年来，伊斯兰旅行者的足迹遍布世界各地，他们的游记也为那些无法踏上征途的人们打开了知识的窗户。如今，纷繁复杂的国界线让人们无法像从前一般自由迁徙，动荡的局势更让许多人对中东这片土地望而却步。我们也只能通过旅行者们的经历来想象当时的种种，在脑海里还原曾经的文明盛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