莎拉·西森斯（Sarah Sissons）在不到一个月的时间就结束了迪拜25年的生活史，这位39岁的女性在5月份带着丈夫和女儿回到澳大利亚，她十几岁时第一次来到海湾商业中心（Gulf business hub），当时她的父亲是阿联酋航空的飞行员。
拥有一家小咖啡馆并担任自由人力资源顾问的西森斯说：“迪拜是我的家，但是这里的生活成本很高，外籍人士没有安全感。如果我把同样的钱带到澳大利亚，至少我们将拥有医疗保险和免费教育。”
海湾地区受到了疫情和低油价的双重打击，数以百万计的外国人将面临离开的选择，数十年来，富裕的海湾国家一直依靠外国人将村庄改造成国际大都市，许多外国人在这里长大，但没有公民权或永久居留权，这是一个不稳定的因素。
迪拜的影响最为明显，因为这里拥有约90％外国人口，经济模式深受人口结构的影响。
牛津经济研究院（Oxford Economics）估计，阿联酋可能会失去90万个工作岗位，这对于960万人口的国家来说是不可思议的，约10％的居民变成无业游民，报纸每天都有印度、巴基斯坦和阿富汗蓝领工人的遣返航班，高收入者的流失将对迪拜的经济产生更严重的连锁反应。
Stratfor中东分析师Ryan Bohl说，“ 外籍人士正在艰难地维持疫情期间的生活，中产阶级的外流可能会导致经济瘫痪，依赖这些专业人士及其家人的行业，例如餐馆、奢侈品、学校和诊所都将大洗牌，如果没有政府的支持，这些行业会解雇员工，这些人随后会加入离开浪潮。”
国际劳工组织说，受疫情影响，全球超过10亿工人面临减薪或失业的风险。
一些海湾国家领导人，例如科威特总理，正在鼓励外国人离开，因为他需要给当地人提供工作。这一做法对迪拜不适用，因为迪拜的经济建立在全球贸易、旅游和商业中心的基础上。
这场危机可能会加速阿联酋政府给予外国人永久居留权的步伐，并给予这些居民相对应的公民权益，目前阿联酋已自动将过期居留许可证延期，并豁免了一些罚款，同时要求银行向陷入困境的家庭和企业提供无息贷款和延长还款期。
迪拜政府的发言人说，当局将向私营部门提供更多的援助，迪拜是许多人的家，当局将努力做必要的事情来鼓励他们返回。
迪拜的主要挑战是生活成本太高，根据纽约咨询公司美世（Mercer）的数据，2013年，迪拜在外派人员城市生活成本中排名第90位，现在它排名第23位，已成为中东最昂贵的外派城市。
教育正在成为家庭的决定性因素，根据国际学校数据库（International Schools Database）的数据，尽管有不同价格的学校可供选择，但迪拜去年学费的中位数最高，为11402美元。
咨询公司MMK Capital的执行合伙人马赫迪•马塔尔（Mahdi Mattar）说，这很可能导致父母选择便宜的学校来削减费用。估计入学人数可能会下降10％-15％。
当社会隔离措施迫使学校网上授课时，老师萨拉·阿兹巴（Sarah Azba）失去了工作，她和孩子们将返回美国，她14岁的儿子将在美国上公立学校，女儿将上大学，她的丈夫将留下并搬到一个更便宜的小房子里。
2008年全球经济危机迫使大量外籍员工离职，2014年的油价暴跌使迪拜的经济增长回落，2020年迪拜世博会也因疫情而被推迟。
需求疲软意味着恢复需要时间，与某些中东国家不同，阿联酋在重新开放时并未发现疫情再次爆发的迹象，但其对国际员工和国际物流的依赖意味着它很容易受全球疫情形势的影响。
阿联酋航空集团（Emirates Group）正在裁员，该公司削减了约3万个工作岗位，迪拜的酒店可能会裁员30％。迪拜的人工岛和最高的塔楼开发商降低了工资，Uber中东的乘车部门Careem在5月份裁掉了近三分之一的员工。
在过去的一周中，42岁的马克·哈拉比（Marc Halabi）不情愿地整理了11年来在迪拜积累的财产，他的妻子和两个女儿决定要把物品运回加拿大时，箱子已排满了房间。
哈拉比（Halabi）在三月份失业，他一直在寻找可以让一家人继续生活的工作，但没有成功。
他说：“迪拜给了我很多机会，但是当自己陷入困境时，根本寻求不到帮助，剩下的就是花一两个月时间来搬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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