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海湾困局:消失的红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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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能源》记者 王晓夏

　　“石油红利”一定程度上缓解了海湾国家的紧张局势，也让其国民产生了依赖。随着维稳成本带来的石油开采成本的上升，这一红利还能否成为海湾国家的救命稻草？

　　尽管卡扎菲已被击毙，但利比亚动荡依旧，整个中东世界也并未因此而安宁。

　　乱局之下，中东产油国政府纷纷拿出各种对策用来维稳，以免让动荡的野火烧到自己的边境，但尽管如此，这一地区的形势依然堪忧。

　　“海湾国家能够弥补国际市场石油任何供应不足。我们除了能够保障国际石油市场最后的稳定外，通过主权投资基金和长期的资本投资，还将在化解全球金融危机中发挥关键作用！”

　　10月22日，阿联酋财政部长谢赫哈姆丹·本·拉希德·阿勒马克图姆在海湾阿拉伯国家合作委员会(GCC)的例行会议上豪气十足地表态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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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尽管阿联酋官员洋洋自得，但还是难掩海湾国家本已潜伏许久的弊病。随着阿拉伯世界的民主运动风潮趋于明显化，海湾国家随即也陷入了“阿拉伯之春”的后危机时代。而这一危机最终也将直接冲击全球能源市场。

　　波斯湾对于世界而言意味着什么？如下数据或许是最好的回答：

　　作为全球最重要的能源出口区域，波斯湾6国(沙特、科威特、阿联酋、卡塔尔、阿曼和巴林)的石油产量占世界总产量的19%，天然气产量占全球8%。此外他们所拥有的石油探明储量占据世界37%，天然气储量占世界25%。一些评估机构甚至预测，到2020年，该区域(包括伊朗和伊拉克)的石油总产量将占世界总产量的33%。

　　中东北非的动荡局势已经造成了大幅的市场波动，一旦波斯湾国家重蹈覆辙，世界能源生产消费格局或将陡然大变。随着2009年沙特对中国的石油出口首次超过美国，对波斯湾石油充满期待的中国也将难逃这场变局的影响。

　　“石油红利”主宰一切

　　早在“阿拉伯之春”来临之前，海湾国家“不和谐事件”早已不断浮现。

　　2010年10月，在巴林议会选举期间，当局抓捕了反对派活跃分子。两个月后，在海湾国家社会气氛最为宽松的科威特也发生了军队镇压冲击国会的骚乱，4名议员受重伤。

　　在此期间，科威特当局逮捕了本国一位著名的律师和一位作家。这位作家曾公开批评科威特的一个领袖家族。

　　随后在北非局势的刺激下，巴林国内首先爆发了大规模示威抗议，科威特、阿曼、沙特境内也发生了小规模的示威抗议。阿联酋虽然没有遭遇国民示威，但一封由133名公共知识分子联合签字署名、呼吁直选联邦委员的请愿书，让当局如临大敌。当局不但逮捕了部分学者同时也严密控制了国内3个民间组织。

　　波斯湾6国在恐惧和不安中祭出了久经考验的安抚政策，即继续扩大本已臃肿的国家机构，以此来为国民提供更多就业；其次，提高薪酬和国家补贴。

　　此时，海湾国家的“石油红利”显然成了一剂“良药”，在短期内大笔撒钱之后，一定程度上浇灭了国民心中的怒火，缓解了社会的一时紧张局势。但是，“石油红利”却如同止痛的吗啡，暂时遮蔽了海湾国家经济、政治肌体中所有急需改变和医治的疾病，让生病的肌体继续得以维继。

　　这样一来，原本轻微的病症在长期的麻痹下最终成为重症。

　　对波斯湾国家而言，石油产业带来的丰厚收益如同一部电梯，迅速地将曾经还是以农牧业为主导的君主制“王国”(联邦制的阿联酋除外)送入现代国家之列。

　　“事实上很多波斯湾国家都还处在部族社会，没有真正建立起现代经济体系，而且其政治体制相比世界其他地区也更加落后。”前中国驻阿联酋大使华黎明向《能源》杂志记者介绍道。

　　在没有辅以现代经济化的经济结构和政治框架为基础的前提下，仅仅凭借着丰厚的石油收益，波斯湾国家在上世纪60-70年代就纷纷建立起现代福利保障制度，成为“福利国家”。

　　支撑一切的“石油红利”，也成为了波斯湾国家一切的主宰。

　　“石油红利”不仅影响着国家和国民各种社会契约的制定和执行，影响着社会财富的分配机制，同时也深刻影响着海湾国家的政治生态，甚至培养出了国民“食利者”的心态，尤其对那些没有经历过“前石油时代”的中、青年国民而言，安享社会福利，分享石油财富成为他们理所应当的事情。

　　如果说最初波斯湾国家的油气田处于青春期，并不为“石油红利”的枯竭而担忧，而且国小民寡，维持“福利国家”的运行不在话下，但如今情况正在发生改变。

　　两难的“海湾模式”

　　根据预测，如果巴林和阿曼保持2006年的石油产量，且没有后继新油田作为补充的话，到2025年石油资源将进入枯竭。尽管其他海湾国家的石油资源情况不像这两国一样具有戏剧性，但在国际能源市场毫无节制的需求和本国急剧膨胀的人口面前，即便拥有巨大的石油储量，也会让海湾国家倍感压力。

　　“只有卡塔尔和阿布扎比(阿联酋最大联邦)才会在少数人口和海量资源的背景下安然自得。卡塔尔拥有世界第三的天然气储量，而阿布扎比也拥有阿联酋93%的资源储量。”国外媒体曾如此评价。

　　相比资源储量的不足，人口快速的膨胀更让波斯湾各国感到负担沉重。在1950年整个阿拉伯半岛人口不过800万，到了2007年这一数字激增了7倍，达到5800万。在庞大的人口中，年龄在30岁以下的人口高达70%，15岁以下的人口占30%。在这一结构下，未来阿拉伯半岛人口还将持续激增，有预测称在2050年，半岛人口将达到1.24亿。

　　快速增长的人口，辅以单一的能源主导型经济结构，最终将导致社会整体结构性失业，而事实上目前区域内的失业问题已经十分严重。2007年麦肯锡咨询公司的一项研究数据显示，巴林、阿曼、沙特国内的真实失业率已经超过了15%。由于臃肿的国有部门无力容纳更多的就业，以及海湾国家学校教育的缺陷(大量新生代不具备在私营经济部门谋职的专业技能)使得区域内年龄在16岁到24岁的“新生代”失业率高达35%。

　　居高不下的失业率，以及因此形成的社会动荡，又再次迫使海湾国家延续“旧路”——既继续通过扩展国有部门来吸纳本国就业(私营经济部门的廉价劳动力主要由外来移民补充)，最终只能导致国家更加依赖“石油红利”，这使得海湾国家业已展开的经济多元化和促进私营经济发展的努力和改革最终付诸东流。

　　最终，随着“石油红利”的衰竭，“海湾模式”可能会最终破产。

　　而如今，这种衰竭的迹象已十分明显。

　　以沙特为例，该国人均收入在1980年时即达到16650美元，但到2010年，据世界银行统计，沙特人均收入依然徘徊在16000美元上下。而这个数据还是在近十年来国际市场的高油价时代的背景下取得的，如果再考虑通货膨胀的因素，沙特国民人均收入实际是大为下降。这说明“石油红利”的影响已渐式微。

　　与此同时，海湾国家集权和单一的政治结构，使得“石油红利”在衰竭的背景下，分配不均，严重导致社会分化。让海湾国家更感痛苦的是，被激化的社会矛盾，往往夹杂着宗教矛盾一起爆发，使得矛盾难以被化解和缓和。

　　事实上，海湾国家的政治家和官员深知“海湾模式”的不可持续性。因此，他们陆续在上世纪90年代中期开始尝试扶持扩大其他产业，使经济向多元化发展，但结果却收效甚微。

　　在长期“国家福利”的滋养下，海湾各国民众的“食利者”心态已经固化。《能源》杂志记者曾两次到访阿联酋，在这个福利国家中，相当数量的人口不从事任何工作，政府每月7000迪拉姆/人的补贴足可以让他们衣食无忧，(1迪拉姆约兑1.8人民币)，来自印度、巴基斯坦和东南亚各国的务工人员几乎占据了该国整个低端劳动力市场。

　　在这种情况下，当海湾国家当局推动任何经济改革时，利益受损的大众往往立即将矛头指向各王国政权脆弱的“合法性”，触及这些积弊缠身的国家身上最脆弱的要害。当局最终为了维稳，只能因循旧路，最终损及经济改革。

　　在所有国家中，阿联酋的迪拜在经济转型过程中走得最远，但在全球金融危机来袭之时，一切又被打回原形，最终依赖着阿布扎比联邦提供的“石油红利”勉强维持。

　　“维稳成本”推高油价

　　在波斯湾湾国家短期内难以找到走出自身结构性困局的有效途径之前(或者根本无法解决，只能等待其石油资源枯竭)，只能继续依靠“石油红利”维稳。而高昂的“维稳成本”，使得石油生产成本剧增。

　　由于其他工业相对薄弱，波斯湾国家只能寄希望于国际油气价格的持续攀升，来获得自身模式的延续。波斯湾各国在保持财政收支平衡的最低限度下，其石油生产的成本也将一路攀升。

　　对于沙特而言，在过去十年间，这一成本从每桶20美元升高到90美元。各方预计未来这一价格的增长速度还将加快。国际金融机构预测，到2015年这一成本将升至115美元。

　　事实上，沙特国内单就采油成本，每桶5美元左右。但以维持国内稳定为最高宗旨的庞大福利支出与财政补贴，以及由此衍生的公共支出和金元外交，使得石油收益效果并不显著，甚至捉襟见肘。

　　而沙特国内的JADWA 投资公司对未来的预测更加悲观，其2011年夏季公布的一份研究报告中称，到了2030年这一价格将攀升至320美元的高位。

　　对于其他波斯湾国家而言，目前国内陷入混乱的巴林成本最高——超过每桶100美元，科威特成本接近80美元，和几年前相比大幅增加，阿联酋和阿曼也超过60美元，目前只有卡塔尔的石油生产成本最低，只有41美元。

　　因为这一价格和目前海湾国家国内福利补贴的投入息息相关，所以其数值高低直接反映了各国局势的稳定与否。

　　2011年6月，沙特国王阿卜杜拉正斥资1300亿美元用于在各方面提高民众待遇，如提升工资待遇、大面积建造房屋以及扶持宗教组织，这一数字超过了2007年沙特全年的社会福利预算。此前，波斯湾国家还共同建立了总额为20亿的巴林和阿曼发展基金来帮助两国摆脱困境。阿布扎比联邦也拿出了44亿美元来帮助阿联酋北部的贫穷联邦。

　　如此之高的石油生产成本在高油价的年景下尚能维持，但如果国际能源价格走低，将严重缩减海湾国家对国际油气市场的供应量。JADWA 投资公司就描绘出了2030年的沙特一幅阴暗的图景。报告中认为，2030年沙特石油产量将锐减，国家外汇储备下降，国家和企业的负债率持续攀升……

　　除了社会“维稳成本”将使得各国石油生产成本急剧提升之外，在国家财政补贴下，海湾各国毫无节制的国内能源消费也将危及能源出口，提高其石油生产的成本。

　　在政府补贴这一违反市场规律形式的推动下，海湾国家大量高耗能的产业随之大举发展起来，各国纷纷将高耗能的石化和冶金工业作为经济多元化的“基石”看待，所以在低廉的能源价格下出现了大量耗能大户。另外，在高耗能的海水淡化系统的支撑下，海湾地区的城市化进程也在高歌猛进。

　　民用电力被认为是国家福利的延续，因为区域内电力企业往往能获得相当于价格仅为8-10美元/桶的原油，所以电力价格极为低廉，甚至在卡塔尔本国居民用电完全免费，迪拜在40、50度的高温中建设了全球最大的室内滑冰场，区域内民间用电巨大而奢侈。

　　在各国石油成本不断攀升的背景下，如果继续延续海湾各国国内低廉的能源价格，将继续推高石油成本，甚至危及各国石油出口的稳定。被誉为“阿拉伯世界最佳企业”的沙特电力公司(SEC)在今年春季出台的一份评估报告证实了这一担忧。

　　该报告数据显示，目前沙特国内能源消耗占到了其石油产量(日产850万桶)的三分之一，消费群体主要为沙特国内的各电力企业。

　　对于该地区很多富裕的居民而言，低廉的油价，以及沙漠复杂的地形，都使得他们更钟爱大排量的汽车，很多家庭往往拥有多辆汽车。截至2011年5月，沙特国内的成品油消费比去年同比增长了11%。而人口数量的激增，将进一步加剧其国内能源的消耗量。

　　尽管内需如此巨大，但是剩余石油的出口收入却占到了整个国家收入的80%，这意味着本国巨大的能源消耗，只创造了仅仅20%的价值。如果这一低效的能源消耗按现在速度持续增长下去，在保持目前石油生产能力不变的情况下，到2030年沙特甚至无法满足本国能源需求，更遑论对外出口。

　　除沙特外，其他海湾国家也面临着相同的尴尬处境。科威特也曾经有类似的预测，在如上相同条件下，预测显示到了2027年科威特必须使用自身全部石油产量，才能满足其国内市场的需求。

　　对于波斯湾国家而言，要真正改变其国民的能源消耗习惯只能寄希望于打破“波斯湾模式”，建立起现代多元化经济体系，并解决好政权合法性的问题，而更重要的是该地区居民能真正改变依赖国家的“食利者”心态，但做到这一点却并非易事。

　　“困局”冲击波

　　如果说波斯湾困局本就难以为继，那经历“阿拉伯之春”后，将进一步加速该地区政治经济体系的瓦解。如果波斯湾国家不断然采取改革措施，一旦该地区陷入动荡之中，将对世界产生极大的冲击，尤其是对世界石油市场的影响更是不可估量，这其中也包括石油需求大国——中国。

　　“这一地区对中国的利益而言，是首先保持稳定。如果波斯湾地区一旦陷入动荡，对中国影响最大的是，对‘石油——美元世界金融体系’这一外部经济环境造成的巨大冲击。其次，将对中国的能源供应产生影响，目前沙特是中国的第一石油出口国，而同在这一邻近区域的伊朗则是中国第三大石油出口国。所以无论中国和美国都希望这一地区保持稳定。”华黎明向《能源》杂志记者分析道。

　　在他看来，目前波斯湾国家很多年轻人都在国外读书，他们学成回国后往往难以适应陈旧落后的国内环境。在年轻一代新的利益诉求面前，旧的体制往往难以满足，势必造成紧张局面。而波斯湾的君主制国家元首都已经老迈，难以控制这一复杂局面。例如沙特，不仅国王十分老迈，就连继承者年纪也都年近八旬。

　　10月21日，80岁的沙特王储苏尔坦离世，理论上的王储继任者纳伊夫年龄也达到了78岁。87岁的现任国王阿卜杜拉身体状况也不佳，日前刚刚接受完手术。

　　如果波斯湾局势动荡，将不仅对西方国家造成巨大影响，同时和波斯湾地区关系日益紧密的新兴国家也将遭到巨大冲击。

　　从目前来看，困局已经对区域内各国间产生了深刻的影响。在资源禀赋各不相同的背景下，区域内国家间的贫富差距将进一步拉大，因此海湾国家间开始展开了紧密的合作，由此也将产生出新的经济和政治依赖关系。

　　例如，巴林在石油收益日渐枯竭之际，不得不和沙特签署了联合开发本国阿布·扎比塞夫油田(Abu Saafi)的合同，日后这一油田的收益将对巴林至关重要。科威特试图从卡塔尔进口天然气，以满足国内日益增长的需求，由于沙特拒绝在其境内修建中转管道，使得计划搁浅，最终转向了澳大利亚以及亚洲的天然气出口国。

　　尽管波斯湾各方正在加强经济合作来应对区域各国所共同面临的困局，但在经济和政策领域推行系统的现代化改革，才是顺利过渡到“后石油时代”的唯一途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