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载】蜗居迪拜：500万印度劳工的梦想照进现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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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块散落着无数烟头的、由老式居民楼围成的石子空地上，5名挤在小型两厢车后座里的志愿者找了块突起处，用硬纸板快速铺平，搭起简易的“饭桌”，然后拿干净的塑料袋将手套上，取出锅勺……一天一次分发食物的准备工作就算做好了——膝盖高的蓝色水桶里装着满满三桶咖喱饭，几颗小扁豆零星地点缀其中。等候多时的印度劳工帮忙将桶抬到硬纸板上，秩序井然地等待放饭。这样的晚餐是没有碗的，劳工们用自备的塑料袋接过晚餐，直至塑料袋装得满满当当才肯离开。
这里是距迪拜东北方向10公里的阿联酋沙迦的一处印度劳工食物分发点。两个街口之外，就是灯火通明的高级购物中心“迪拜购物城”。
领到晚餐的23岁印度小伙德瓦拉杰是这群同乡中唯一会说一点英语的。他告诉早报记者，他们已经有4个月没拿到工资了。德瓦拉杰不清楚金融危机是怎么一回事，只是不断告诉记者:“我们没法生活。”
像德瓦拉杰这样既害怕承包商携款潜逃，又因为非法身份不敢向警方求助讨薪的印度劳工绝不止他一个。保守估计，目前在阿联酋的印度非法移民至少有5万。但一个很简单也很充分的理由支撑着他们继续漂泊异乡:“我需要挣钱，我不能回去。”德瓦拉杰现在每个月能挣500-600迪拉姆（1迪拉姆约合1.85元人民币），其中的大部分都被他寄回老家，而在家乡，他只能赚到三分之一甚至更少。
“如果外国劳工决定去别的地方工作，海湾国家的经济可能会垮掉。”一位当地承包商这样说。据印度国家人力资源发展和就业局2008年的数据显示，在阿联酋的印度人约有500万，其中大部分居住在迪拜及北部地区；这其中，约65%的印度人属蓝领阶层——构成了整个阿联酋42.5%的劳动力大军。
“迪拜政府也已经意识到了这一点。”迪拜当地一位长期帮助外国劳工的非政府组织负责人向记者强调，“政府已经意识到了外来劳工的重要性。”
这座城市的另一角，住在拥挤的索那普尔劳工营里的印度劳工们已经有七个月没有拿到工资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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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么没活干，要么白干活
5年前，18岁的德瓦拉杰怀揣着到国外挣大钱的梦，毅然地选择到阿联酋淘金。“中间人和我们说，到了阿联酋就可以赚大钱，一个月至少可以挣7500迪拉姆。”他说。但实际工资只有500-600迪拉姆，刚开始时甚至更少。
像德瓦拉杰一样被骗出国打工的印度劳工不在少数。据他介绍，仅在这一处劳工聚集地，就有约200个同乡和他的遭遇一样。这些人中有木工，有电工，也有建筑工人；有年轻人，有中年人，也有上了年纪的。他们挤在同一屋檐下生活，上工时间从凌晨3点到早上6点的都有，每天平均工作10小时，常常还要加班2-3个小时，且完全是免费劳动。所有的剩余时间除了睡觉，就是洗衣服做饭，娱乐是奢侈的，能多躺下休息会儿就不错了。
尽管对现状不满，但德瓦拉杰每月还是坚持抽出300-400迪拉姆汇回家里，余下的只够日常开销。但近几个月，承包商突然停止支付工资，这令德瓦拉杰心急如焚。
“并不是这一家公司不发工资，这里有很多人都面临这样的问题:要么就是没有工作，要么就是工作了没有一分钱。”他说。
此前有报道说，迪拜债务危机可能会影响到印度的汇款收入。根据世界银行的数据，印度海外劳工在2008年寄回国的汇款达520亿美元，超过中国的490亿美元，居世界海外劳工汇款收入最多的国家。在波斯湾地区，大约有500万印度人，他们每年汇回国的数额超100亿美元。
德瓦拉杰不懂经济危机是怎么回事，但他知道“房租是最大的开销，大米也在涨价”，每月2500迪拉姆的一室户房租也是由10个同乡均摊。
承包商经常人间蒸发
《财富》杂志南亚记者埃里克·艾里斯认为，迪拜及周边海湾酋长国近年经济的飞速发展在很大程度上就是建立在隐居于贫民窟中的外国劳工大军之上的——其中印巴劳工占绝大多数。目前，在迪拜145万人口中，仅有不到20%是当地人。
有了解迪拜外国劳工情况的相关人士告诉记者，不久前的经济衰退，从外国劳工的角度来说反而是好事，因为一些小的承包商公司倒闭了，而大的承包商公司留下来，他们为外国劳工租下的劳工营，条件应该说是相当不错的。
“总体来说，危机让短线承包商公司受损，做长线的承包商获益。”他总结道。
记者调查发现，在迪拜共有四个主要的外国劳工营:一是杰贝阿里（Jebel Ali）劳工营；第二个位于“时代广场”后的一块区域；第三个位于迪拜一条主要高速路段的一块区域；最后一个就是印度语中意为“黄金之城”的索那普尔（Sonapur）劳工营，这也是迪拜最大的外国劳工营。
索那普尔劳工营一直是西方媒体报道迪拜时的“黑暗一幕”，被描述为“似乎根本没有正式存在的”神秘地带，“官方地图上难以寻觅，指路牌甚或维基百科上也难以找到”。不过，迪拜机场周围的出租车司机几乎都知道索那普尔。
驾车沿“酋长国公路”一路疾驰，行驶约10分钟便能看到杂乱散落在沙丘中的集体营地——三到四层楼高的劳工宿舍。
“索那普尔总共大约有100多个劳工营吧，大的公司一口气租下10个劳工营的也有，租用1个劳工营的小公司也有。”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劳工援助组织负责人告诉记者。那里的劳工人数尚无官方的正式数据，但早前的报道援引印度驻阿联酋一组织的数据称，索那普尔劳工营共有15万劳工，其中大部分是印度人和巴基斯坦人。
有美国同行2008年入内采访之后这样写道:“一楼层的构造就像潮湿而光线黯淡的走廊隔开3.6米×3.6米房间的学校宿舍。吃的是用配备在气缸上的煤气炉做出来的，睡的只有一间房两张上下铺的条件，但有14名劳工挤在一起，大多数人通常只能睡在地上。”
一直为改善劳工生存状况奔走的迪拜某社工组织负责人介绍说，在过去五年，特别是最近的两年半时间里，随着迪拜劳工部的介入，劳工营的条件已经得到了很大的改善。“劳工营目前的总体情况大致是这样的:有60%的劳工营，条件已经很不错；有25%的劳工营，还过得去；剩下的15%是非常糟糕。通常情况下，这些最糟糕的劳工营，都是小的承包商公司租用下来的。”他说。
“媒体不能只看到少部分坏的，而忽略了大部分已经改善的地方。”他希望记者的报道是深入的、实事求是的。
据了解，劳工营的所有权归土地所有者，但管理权交由了租赁公司——即承包商公司。承包商公司的保安人员长期驻守在索那普尔的各个劳工营外，凡外人入内，均需提前向承包商公司申请。
实际上，劳工们最担心的不是艰苦的生活条件，而是承包商突然消失。
一名志愿者向记者介绍说:“经常有劳工工作2-3个月后一分钱都拿不到的情况，有的承包商突然就携款逃了，劳工找用人公司要钱，用人公司会说已经把钱给承包商公司了。”据介绍，承包商既有印度、巴基斯坦人，也有当地人。
德瓦拉杰他们就曾想过找警察讨薪，但印度劳工们都怕报警之后被逮捕并驱逐回国，因为警察首先会让他们出示有效的工作签证，一旦被捕就“没法再在这边挣钱了”。德瓦拉杰的访问签证早在一年多以前就已过期，这种情况下，大家只能选择通过承包商或者次承包商公司找工作。用人公司是不会雇用没有有效签证的劳工，他们通常的做法是直接找承包商公司雇用劳工。
“我需要挣钱，不能回去。”德瓦拉杰向记者表达了很多在场印度劳工的心声。记者所做的一个随机调查发现，他们在迪拜的收入通常为7000-8000卢比（1迪拉姆约合12.5卢比），而在自己家乡，他们的收入最多只有3000-4000卢比。
靠冥想解决归属感
相比之下，来自印度旁遮普省的小伙子巴克哈乌里·辛格运气要好很多。他所在的承包公司受债务危机影响较小，在传出迪拜有些工程项目因资金链问题而停工的消息时，他们的工程依旧在通宵达旦地赶工，力图在明年交付完成。公司将他们安置在迪拜杰贝阿里劳工营里，每天上下班时间，白色的TATA牌公共汽车还会准时接送他们。
但来迪拜的4年里，这个25岁的年轻人没有休息过一天，眼下的这个工程，还要求他和另一名同乡轮流换岗，最近他的工作时间是从晚上7点到凌晨7点。当然，陪伴他的还有700名来自巴基斯坦、孟加拉国和斯里兰卡的劳工。
这样的生活还要持续两年。“两年后我的合同就到期了，必须回去。”他说。
“还来吗？”记者问。
“不来了。”辛格答，他说打算回到印度后就找个对象结婚，还要在家乡找份更好的工作。
唯一让辛格感到遗憾的，是他参与建造的“迪拜购物城”近在咫尺，却从来没有时间去看上一眼。“我们修建了这里，但最后却不得不离开，这就是生活。”小伙子露出了无奈的表情。
29岁的印度水处理工程师布拉达班也向记者提到了“缺乏归属感”的问题，尽管他是许多在海湾国家找到体面工作的印度人之一。“印度人很喜欢家庭的感觉，但在这里，会感到孤独，缺乏安全感。”
多年以来，海湾国家的国民和外来打工者形成了一种平和的相互依存关系，但根据当地的法律，外来人口永远无法获得当地国家的国籍或是长期居住签证，而微薄的收入和艰苦的生活条件更加剧了外国劳工的不满。2007年，外国劳工因不满收入太低而聚集的上万人的示威游行，导致当局下令驱逐示威劳工出境，永不得返回迪拜。
不过，迪拜政府也在试图调和这种矛盾。今年9月，迪拜劳工部宣布设立新的部门专门负责监督“工人食宿普遍标准手册”的实施情况，该手册为包括自由区在内的迪拜的劳工生活标准提供了统一的尺度，并要求公司最多在未来五年内或修建新的安置房或改善目前的住所以达到手册的标准。
政府还试图联合企业为劳工丰富娱乐和休闲生活，譬如不久前在杰贝阿里劳工营举办的7支建筑工程公司板球比赛，就吸引了印度、巴基斯坦、孟加拉及其他国家800多名建筑工人前来，迪拜多位高官的出席也传递出政府对外国劳工的重视。
印度人也有自己化解困惑和孤独的办法。布拉达班带着记者来到很多印度人聚集的“冥想之地”，现场正有导师帮助学徒学习“心灵与肉体”两种境界的课程。“这附近大约有250多人，每天早上4-6点会聚集到一起做两个小时的冥想，在迪拜和沙迦、阿基曼都有这样的地方。”布拉达班介绍说，“通过冥想，可以帮助大家感到安全，人与人之间的矛盾可以化解，苦难也能得以克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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