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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宋馥李 迪拜阿布扎比报道
阿联酋经济发展部的事务官Muhammad Aleem，最近频繁接待一些中国投资者参访团。1月份下旬，一个世界能源的大型展览，将在首都阿布扎比召开，届时将有一个中国投资者代表团来洽商合作项目，日程已经安排好了。
Muhammad Aleem还没有来过中国，对中国很向往。在他看来，中国的投资者经验丰富，对投资项目总是表现出广泛的兴趣。为了给中国投资者提供尽可能周到的服务，经济发展部与中国大使馆建立了合作关系，共同推介投资政策。阿联酋阿布扎比的哈里发工业区，正在启动一项规模庞大的招商计划，希望引入钢铁、灯光、食品、玻璃等领域的企业进驻。钢铁业和铝工业已经有中国投资者涉足，是目前最有希望实现深度合作的领域。
在整个阿联酋，无论阿布扎比还是迪拜，都展现出对资本强大的需求。在他们看来，来自中国的制造业资本代表了先进的技术，可以推动阿联酋的经济转型。
这是一项日益趋向多赢的国际合作。2013年，在银川举办的中阿博览会，同样透露出这样的风向，来参会的阿拉伯国家代表们，除了共叙友情，也带来了具体的合作项目。1月17日，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会见来华出席中国—海湾阿拉伯国家合作委员会第三轮战略对话的海合会代表团时也谈到，中国农历马年即将到来，希望双方快马加鞭，早日签署协定。
另外，当下的中国正尝试通过上海自贸区这个试验田，推动资本市场双向开放，让国内的资本要素走出去，也让国外的投融资者走进来。对于上海来说，迪拜的开放路径是否可以有所借鉴？
开放基因
从2004年开始，中海自由贸易区谈判已经持续10年。中国和海湾国家都希望能加深合作。不过，在历来政治局势复杂多变的中东地区，经贸谈判进程常常受到政治气候的阻滞。
谈判虽然进展缓慢，但脚步一直在迈进。海湾国家之于中国，正是实施“走出去”、西部大开发、大周边战略具有特殊意义的地方。基于中国和海合会国家在经济结构上极强的互补性，双方都对这项谈判抱有极大的热忱。
1月14日，位于迪拜的杰贝阿里自贸区内，自贸区环球业务部的中国雇员余晓磊介绍：自贸区吸引了全球约7200家公司进驻，这些企业大约来自132个国家，其中190多家企业来自中国，包括中石油、中石化等大型公司，均在此设立了分支机构。
杰贝阿里自贸区，在迪拜的经济中举足轻重，作为迪拜政府全资控股的公司，体现着迪拜的发展战略。自贸区的副总裁Adil Zarooni再三强调对中国的重视：每年，他们会有两次左右的路演在中国举办；自贸区设置了针对中国中小企业的孵化器；有中国雇员为中国企业提供服务；在中国设立了办事处……在他看来，设立自由贸易区的主要目的，就是让迪拜成为全球性的物流中心，包括信息流，也包括物流。
杰贝阿里自贸区已是迪拜经济发展的引擎，它每年为迪拜的GDP总量贡献20%左右。
如今，新机场和物流走廊仍在建设中。从杰贝阿里港延伸出去的铁路，长达1200公里，将贯通整个阿联酋，把7个酋长国连接起来，进而再与卡塔尔、沙特等其他海湾国家连接起来，以更便捷的方式，辐射整个阿拉伯半岛。届时，从海港和空港运来的大量的货物，将通过铁路快速转运到其他阿拉伯国家。
便捷的物流通道，是许上等愿意看到的。福建商人许上等，主要从事穆斯林服饰的设计和加工，以阿拉伯长袍和套装为主打产品，其服饰在西亚和北非的十多个阿拉伯国家有不错的销路。在迪拜的中国龙城和木须巴扎，许上等均有自己的仓库和销售部，生产的长袍和套装，去年创造了2亿元人民币的出口额。
在这一行，许上等已经做了20多年。他公司的生产基地位于中国的河南、安徽、青海，通过海上丝绸之路，中国生产的阿拉伯大袍，先在迪拜落地，再周转行销到周边十多个阿拉伯国家。
“迪拜就是阿拉伯国家的窗口，我的货到了迪拜，就都批发出去了。”许上等说。
迪拜，这个镶嵌在阿拉伯半岛上，面向波斯湾的城市，拥有150条国际海运航线，130条国际航线。过去的五到七年间，迪拜和中国发生了日益密切的联系。贸易往来的便利催生了全球化进程，过去很难想象，最具民族性的阿拉伯长袍，是经由中国内陆省份的工人，穿针引线缝制而成。
几乎不生产产品的迪拜，一切消费品都需要进口。在历史上，在干旱的沙漠和蔚蓝的海滨，阿拉伯商人的骆驼商队，连接起了欧亚大陆古老的商贸繁荣，让这片土地具有开放的基因。
Adil Zarooni说，现在，包括TNT、DHL这样的物流航母，均在自贸区驻扎，维持着从中东到中国的物资转运。
和平红利
短短30年间，迪拜的崛起堪称世界奇迹。除了现任酋长穆罕默德的雄才大略外，很多人将之归功于长期以来极不太平的中东局势。
在上世纪90年代，两伊战争（伊朗和伊拉克）还在进行中。在周边的战火中，阿拉伯国家对贸易仍有巨大的需求，于是，就有了杰贝阿里港的崛起，也有了迪拜的崛起。
在当时，迪拜远没有今天的显赫声名，作为阿联酋首都的阿布扎比，知名度要高于迪拜。海湾地区的经济中心也不在迪拜，那时，中国的商务机构，多半驻扎在科威特。海湾战争爆发之后，为了安全这些机构纷纷转移，迪拜的商务活动开始繁荣起来，商务活动进而也促进了航空业、会展业等一系列产业的发展。
资本总是要寻求安全的港湾，在两伊战争和海湾战争之后，始终安定的迪拜，成了中东地区的和平角落。即使是在今天，极端的宗教势力仍希望渗透到每一个阿拉伯国家，但阿联酋对此始终保持着警惕。迪拜选择了开放和平和的处世态度，在浓厚的宗教氛围中，对极端思想保持一定的距离。
在迪拜，处处可以感受到这种看似矛盾却和谐统一的镜像。一方面，古兰经的教义，深刻影响着人们的行为，穆斯林保留着严格的传统习俗和宗教习惯；另一方面，同一片蓝天下，不同种族的人可以自由地选择生活方式。
也正是借助着这个安全的跳板，中国的商人群体，在短短的20年间，将中国制造带到了这里。在和平的红利下，本就具有天然区位优势的中东，将这个机遇交给了迪拜，使其在中转贸易中占尽了先机。
迪拜作为中东地区，尤其是海湾地区的金融中心，只经历了十余年的时间，就初具规模。迪拜金融中心的市场公关部部长 Nashwa Zakaria也承认这一点。她说，迪拜成为金融中心，确实是在整个阿拉伯世界动荡的形势下得到了实实在在的利益。在动荡的局势中，一些海湾国家的银行机构，都将中心转移到了迪拜。
其实，迪拜的油气资源很有限，在整个阿联酋，迪拜的储量只占总产量的5%，即将开采完毕。但这在今天看来已无关紧要，迪拜似乎从来都不差钱，周边各个产油国多年积累的石油美元，都集聚在迪拜。
Nashwa Zakaria说，2004年的12月，迪拜金融中心成立了独立于迪拜宗教和政府体系之外的法院，这是一个英国体系的法院。为了与伊斯兰社会相隔离，金融中心不允许用阿联酋当地货币迪拉姆做交易，不允许做金融的零售业，但可以用美元、欧元做交易。
面向世界开放，使迪拜金融中心具有了离岸金融中心的很多特征。在本国的伊斯兰金融体系之外，允许资本自由出入，没有外汇管制、贸易配额或投资障碍，美元和阿联酋迪拉姆之间的固定汇率，也保障了金融市场的稳定性。由此，迪拜金融中心吸引了像可口可乐这样的跨国公司，把金融业务托管到迪拜。实际上，如今的迪拜金融中心，业务已经辐射到了西亚和北非，成为名副其实的区域性金融中心。
多元迪拜
阿联酋是一个全境免税的国度。当每年1月份来临，迪拜购物中心就迎来了购物季。此时，来自全球各地的游客都会涌入迪拜，购买这里的免税商品。
除了石油以及少量的食品加工业，迪拜至今还没有什么工业，不生产什么商品，但它却成了奢侈品和高端消费品的集散地。丰富的货品和琳琅满目的一线品牌，体现出彻底的开放和包容。
英国人John Barber是阿特金斯亚太区经济和咨询董事，曾经长期在迪拜工作和生活。由阿特金斯参与的项目，包括了迪拜的七星级的帆船酒店和迪拜地铁。
在John Barber看来，迪拜的经济环境极有利于国际商务活动，不论贸易、投资还是服务，迪拜都呈现出世界上最开放的经济环境。而政府对私营企业的监管和控制，则保持在最低的限度。至今，迪拜对公司利润或个人所得税（除石油公司和外国银行分行）没有直接征税，关税很低并且有很多豁免。
在获取劳动力方面，基于伊斯兰教教义，迪拜虽然也有一些限制，但整体维持了宽松的签证政策。这从人口组成可以看得出，迪拜总人口不足200万，外来人口占据了80%。从世界各地引进的各种技能水平的外籍人员，服务于各类型的企业。
在世界第一高塔——迪拜塔（也叫哈里发塔）下，有一面长长的“笑脸墙”，展现着这座高塔的“国际血统”，来自欧洲、美国、印度、中国的工程师和工作人员，共同奉献了他们的智慧和汗水，完成了这项世界奇迹。
回溯迪拜的经济发展历程，一位当地官员曾做了一个有趣的总结，迪拜的发展历史，有两个转折点，一是发现石油，二是发现石油快没了。
毫无疑问，从上世纪70年代初发现石油开始，迪拜迎来了经济崛起，从贫弱的阿拉伯小国变成了富国，迪拜的国民，也从骑着骆驼的游牧生活，一步跨越到了开着奔驰的富裕生活。迪拜的现代化由此启航，如果说其他的中东产油国至今仍深陷资源诅咒之中，在经济转型的道路上艰难起步，迪拜则抢先一步，成为经济多元化的全球典范。
John Barber说，在过去的30多年里，迪拜的经济迅速地从高度依赖石油收入，转型为多元化的以服务为导向的经济体系，并吸引了众多国际投资者参与这一进程，形成了如今贸易、休闲、零售、旅游、房地产和金融业共同繁荣的局面。
当然，迪拜并非完美无缺，快速的崛起同样带来一系列问题，包括经济的、社会的。John Barber注意到，迪拜的房地产泡沫在2000年就出现了端倪，经济高开放性，使迪拜成为有吸引力的场所，这刺激了泡沫的出现。
不过，作为阿联酋的一部分，迪拜拥有的优势，是可以享受来自阿布扎比酋长国的石油美元融资。这种金融力量使迪拜渡过了金融危机，比其他经济体更快地恢复。
中国借鉴
12年前，在卡塔尔的多哈，小木槌轻轻一落，宣告着中国正式成为WTO的成员。从此开始，中国以廉价劳动力这一优势，加入国际分工和全球化竞争。
今天，当廉价商品的出口遭遇到历史性危机，中国开始尝试通过上海自贸区这个试验田，推动资本市场双向开放。让国内的资本要素走出去，和国际市场深度融合，同时也让国外的投融资者走进来，提高中国资本市场的国际化程度，从而逐步形成具有国际影响力的金融中心。
对于上海来说，迪拜的开放路径是否可以有所借鉴？
John Barber说，上海自由贸易区就是要提供与迪拜类似的经济环境，自由度高，有利于国际商务活动。他十分乐意看到，中国的自贸区实验，能借鉴迪拜的成功经验。
上海作为国际的航运中心，基础设施一流，作为中国的门户，上海的区位优势很明显。国泰君安高级经济学家、复旦大学兼职教授林采宜认为，自由贸易所引发的商贸物流只是表象，更深层次的政策突破，仍将落在金融自由化上，即提高资本项目的自由化程度，逐步推进金融业和金融服务贸易对外开放，使上海率先成为中国的全球跨国公司总部的集聚地，强化上海作为国际化大都市的金融控制力。
那么，迪拜的成功经验，其实就是“开放”。在全球化日益深入的今天，这就是迪拜安身立命的生存法则。
阿联酋经济部的官员Mohamad Al Hammadi 展示了阿联酋最大的酋长国——阿布扎比的产业计划。到2030年，阿布扎比拟推出12个产业，来谋求经济转型。而这一切，都建立在开放的基础上。他们划出了诸多工业城，以完全免税、100%产权的方式，吸引着各国的资本竞逐，当然也包括中国。
毫无疑问，中国和包括阿联酋在内的海湾国家的贸易是全方位的，石油是大头，但绝不限于石油。所有的海湾国家，对改变严重依赖石油的经济结构，都有着强烈的诉求。
作为能源富国，他们纷纷提出了加大对太阳能、风能等新能源的开发利用规划，例如，沙特就宣称，在未来20年中，将投资太阳能、风能等绿色能源，卡特尔也宣布了巨额的基础设施投资计划。这些项目均是中国的长项，可以说，中国企业走出去正当其时。
而从另一个方向看，西亚、北非地区局势剧变，打破了地区原油产量的平衡，海合会国家内外压力上升，对中国的战略倚重将增强，东转的势头也将加速。来自迪拜、阿联酋、海合会成员国的石油美元资本，也冀望能够叩开中国的大门，在中国市场上一试身手，而这一切，都取决于中国开放的脚步。■